《翦商》

作者: 李硕
出版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: 2022-10

因为周公掐断了神对人间的直接干预,这意味着华夏世界不会再有主导性宗教,以神的名义颁布的道德律条(如摩西十诫、佛家五戒)也无从产生,所以周人必须另行寻找一套用于世俗生活的道德原则。这种世俗道德的原理,是“推己及人”,也就是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考虑,从而决定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。
2023-11-19

周朝统治者则推崇世俗的礼仪,对民众比较宽容,虽然敬拜鬼神,但不让它们干预人间事务,更重视人间的世俗秩序和信用,人间的身份等级则依据爵位高低有所区别,有亲和力,但缺少威严。这造成了民众趋利且心计巧诈,善于掩饰欲望和自我包装,心中少有真诚,奸滑而有欺骗性的缺点。
2023-11-19

孔子和儒家最推崇周公,而周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源头。周公思想的产生和形成,主要源于对人祭宗教的恐惧,以及消灭人祭宗教的需要。这是后人从未堪破的秘密。
2023-11-19

周公宣称,王者应当爱民、德治和勤勉,这样才会受到“天命”青睐,长寿享国;如果王者残暴对待庶民和小人,天命就会转移到更有德的候选君王身上,从而改朝换代。
本质上,周公的这样一种政治——道德体系是一种“性善论”的社会模型,回避了统治者对民众的征敛和暴力统治,认为王者的使命是护佑和教化万民,进而把道德伦理推进到一切人群中。商朝人对此则是直言不讳,承认暴力的必要性。
2023-11-19

世人对周公的认识,有事功和制度文化两方面:事功,主要是周公辅佐成王、平定三监之乱,为西周王朝奠定开局;制度文化,主要是周公“制礼作乐”,确立西周的政体,包括诸侯列国分封格局和贵族等级制度。在考古发现商朝的遗址与人祭文化之前,人们对周公的理解只能达到这种程度。
但事实上,周公最重要的工作是消灭商人的人祭宗教,以及与之配套的弱肉强食的宗教价值体系。他不仅阻止了周人模仿和继承这种宗教文化,也在殷商遗民和东夷族群中根除了它。尤其关键的是,周公还抹除了与商朝人祭有关的记忆,甚至也隐藏了自己禁绝人祭行为的种种举措。这是为防止人祭宗教的死灰复燃和卷土重来,也是为掩盖周人曾为商朝捕俘人牲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。
2023-11-19

战国时期的社会重组和政治变革。由于列国兼并战争的威胁日渐增加,各国都进行了变法运动,废除贵族制,实行君主集权和官僚制,国家的首要目的是富国强兵,在国际竞争中获胜。而这需要官僚机器用理性、功利的方式管理社会,人祭自然属于不可容忍和必须取缔的行为。
2023-11-19

后世周人认为,这套礼乐文明是由周公创立的,到孔子的儒家学派出现后,“周公制礼作乐”的观念则更加流行。其实,周公当政时最关注的是新兴周王朝的各种军政大事,如废除血祭、拆分商人和大分封等,还来不及注意过于细节的层面,所以礼乐制度实则是在西周朝逐渐积累和规范起来的,到春秋乃至孔子的时代都还在继续发展。
2023-11-19

这套基于血缘宗法制的贵族等级和封建政治秩序,周人称之为“礼”。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相应的车马、住宅、衣服、乐器、玉器、酒器和食器组合,丧礼和随葬品也以此类推。
2023-11-19

西周社会是典型的身份世袭制,周王任命朝廷高级官员(卿)的选择范围很小,基本由十几个显赫的家族世代占据着朝廷主要官职。而且,官职本身并没有薪俸,全靠自家封邑收入,做官只是可以给他们提供获得更多封邑的机会。各诸侯国内部的权力结构也类似,但规模要比镐京朝廷小很多倍。
2023-11-19

这是蛮荒上古时代的技术条件决定的:人口很少,交通通信不发达,很难用官僚制的地方层级政府管理远方,只能采用武装殖民、世袭统治的方式,也就是封邦建国的所谓“封建制”。
2023-11-19

周公很可能曾派人检查过商朝的甲骨档案,并销毁了和周有关的一切内容,包括档案库在内的宫殿区也被焚毁和掩埋,即使三千年后有些甲骨被零星发现,也根本找不到涉及周的任何内容。
不仅如此,以周公为首的周朝上层还要重构新版本的历史:夏人、商人和周人没有什么区别,从来不存在人祭行为,王朝的更替只是因为末代君王的德行缺陷。在周公的诰命里,他一遍遍地重复这套新版的历史解释,终于成为西周官方定论。
2023-11-19

商人的血祭宗教是被周公终结的,但周公所做的远不止于此,他还要抹杀关于它的记忆,防止它死灰复燃。
而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式。为此,首先必须毁灭殷都,拆分商人族群,销毁商王的甲骨记录;其次,自古公亶父以来,周人曾经为商朝捕猎羌俘,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应当被永久埋葬;再次,长兄伯邑考在殷都死于献祭,他的父亲和弟弟们还参与并分享了肉食,这段惨痛的经历也必须被遗忘。
2023-11-19

真实的周公,个性颇为复杂。其一,他经历过商朝统治和商周易代,深刻了解商人的文化和个性,能在殷都存活下来,自然有世俗的生存智慧。其二,过于惨痛的经历也让他对上帝等宗教理念非常警觉,敬而远之,而对“德”则有着近乎“病态”的追求。
2023-11-19

周公把自己献祭给诸神,和纣王走投无路中的自焚原理相似,但他并没有当场自杀,而是“归俟尔命”,等待诸神接走自己。这简直是对诸神法力的某种试探,很难说他虔诚地奉行了商人的宗教理念,反而有些侥幸和“伪善”。不过,这只是刚刚对宗教萌生怀疑的周公迈出的第一步,这时的他还未建构起一套新的世俗道德逻辑。
2023-11-19

周公对上帝和鬼神有自己一套基于“德”的理解,曾无数次用这套理论宽慰从噩梦中惊醒的兄长。事实上,武王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,从未真正接受过周公的理念,但武王知道,在周人中,只有周公在试图挣脱商人的宗教,不再对那些商人的鬼神战战兢兢,顶礼膜拜。武王自己无法摆脱,但他认为或者说希望周公能找到出路。
2023-11-19

但武王必须指控纣王不敬神。因为在上古时代,这是最大的罪恶。既然要把商纣定义为万恶的独夫,他就肯定有这一条罪状。由此,周武王的“反叛”便有了宗教合法性:他是代表天上的上帝和诸神(历代商王)惩戒纣王,正所谓:“尔其孜孜,奉予一人,恭行天罚。”
2023-11-18

在迷信的时代,任何偶发的事件都可能蕴含着天降的神意。
2023-11-18

周公也已认真考虑过自己的定位。他知道自己无力独自承担父亲开启的这一正义而疯狂的事业,但这个使命及其带来的压力,注定要由他们兄弟二人一起承受。
他对“德”的阐释,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美好愿望:不想杀人,也不愿无故被杀,渴望生活在一位圣明君王统治下的安定中。而他的兄长周发却必须成为那位有“德”君王,不然,整个周族都将死无葬身之地。
如果说武王的使命是成为帝王、翦商和建设人间秩序,那么,周公的使命就是做这位帝王的心理辅导师,塑造和维护他的神武形象,如此便于愿足矣。
2023-11-18

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,族群性格也差别很大。商人直率冲动,思维灵活跳跃,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;周人则隐忍含蓄,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,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。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。而在阴谋翦商的十余年里,这种个性更是表现得无以复加。
2023-11-18

本书的推测是:册封仪式的确是在殷都举行的,周昌也目睹了商王占卜和刻写卜辞的过程,并牢牢地将其记下,待回到周原后,为了获得商王占卜通神的能力和推进自己的“翦商”事业,他偷偷地模仿了整个过程,包括刻写卜辞,而且为了保密,他还采用了非常细小的微雕字体。或许在周昌看来,只要能完整地再现祭祀和占卜的过程,也就等于掌握了商人与先王(诸神)沟通的方式,从此,他就可以单独地联络诸神与商朝先王了。
2023-11-18

H278(殷墟四期)是一座规范的祭祀坑,也保留着虐杀的现场。坑中埋有一具成年男性尸骨,怀中紧抱一具幼儿尸骨。成年男性被从腰部砍断,下半身和上半身并排放置,大腿和小腿被紧密折叠在一起,脚跟紧贴骨盆;上半身只剩头部和残缺的两臂,颈椎、肋骨和一只手被砍掉,但他仍用残余的胳膊紧抱幼儿。幼儿的小腿和小臂也都被砍掉。显然,在面临杀戮时,这名男子不愿交出幼儿,杀祭者也不愿立刻杀死他们,而是逐次砍掉他们的腿脚,更对这名成年男性实施了剔剥肢解。
2023-11-17

《易经》并非文王专门编写的算命教材,而更像是他自己的练习簿,所以内容驳杂,有大量的私人琐事。从萌生翦商之念始,文王就反复将其代入和推算,并随时验证、修订和增补,希望总结出一套最精确的占算方法,而最终目的,当然就是在消灭商朝的战争里运用这套预测技术
2023-11-16

按文王《易经》的“颠倒成对”原则,世间一切既有的事实都能用相反的方式再现一遍。商族曾经很弱小,就像爻辞里的“丧牛于易”,但他们后来却建立了强大的商朝;然而,这个过程同样是可逆的,目前强大的商朝也终将灭亡。
这种思维方式可谓石破天惊。当时的人还没有走出神权时代,普遍认为世间一切都被天界的鬼神主宰: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和诸神献祭,从而得到天界的福佑,因此和商朝作对,就意味着违反鬼神世界的意志,不可能成功。
然而在羑里的地牢里,周昌的身体虽无法逃离,但他推演的六十四卦组对原则却自行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,这便是:“翦商”是有可能的。
2023-11-16

否,颠倒重来就是泰;损,颠倒重来就是益……一切事件的发展过程,都可以“倒放”一遍,从终点回到起点。这意味着,一切皆有可能。
2023-11-16

其实,不必急于追索每一卦的具体含义,而是应当先明白卦象“颠倒成对”原则的本质是什么。综合前述,本书认为,它是文王发现的世间规律,或者说,一种被称为“易”的思维方式:世间的一切都不是永恒和持续不变的,它们都可以有另一种相反的存在形式,一切也都可以颠倒重来一遍。
2023-11-16

文王的爻辞虽都是发生过的或者预测要发生的具体事件,但在他看来,这些事件未必是单线性的,它们完全可能按照不同的时间顺序再次发生,从而使因果关系发生颠倒
2023-11-16

那么,大壮卦为何要用公羊代表羌人,还写得这么隐晦?本书认为,这可能是因为周人和羌人有古老的同宗亲缘,对周族来说,替商朝捕猎羌人在道义上是一种耻辱。所以,即便创作《易经》时,周昌已经比较商化,使用的也是商人的语言和思维,但他还是表达得非常隐晦,甚至不愿写出“羌”字。而且,在《易经》中,周昌记录捕羌用的都是“孚”字——这个字不带族群含义,应该也有不触及周人隐痛之意。
2023-11-15

《易经》里为何会有这么多周人生活的真实记录?这便涉及周昌创作《易经》的目的:研究各种事物背后的因果联系,最终建立一套翦商的理论和操作方法。
2023-11-15

2023-11-15

2023-11-15

此外,在《易经》多个卦,如大壮、解、损、益、井、革、丰、未济等的爻辞中,都有“有孚”,即占卜显示会有所俘获。自亶父迁居周原,周人一直为商朝捕猎羌人,所以周昌在研究《易经》占算方法时,很关注预测捕俘的结果。
2023-11-15

文王周昌所作的《易经》,大量地出现“孚”字。它的含义颇为诡异,战国以来,经学家多把它解释成信用的“信”,结果造成大量语句难以解释。其实,据研究《易经》的高亨先生,这个“孚”乃 是俘虏的“俘”之本字。
2023-11-15

早商不仅疆域过大,殖民城邑前出太远,而且王权也过于发达,其标志就是郑州和偃师商城庞大的城池与仓储体系。这就需要职业化官僚团队,而“职业”则意味着脱离原生态的宗族生活,只对雇主,也就是商王负责,从而丧失传统文化特质。
早商王权还改变了商人的社会结构,特别是偃师和郑州这两座庞大的城池。传统的商人宗族共同体和城市生活存在矛盾,城内宗族只能放弃旧有的农业、牧业、手工业兼营的自足模式,成为王权游戏规则中更为专业化的人群。这是商人传统精神沦丧的起点。
在王权和官僚体系主导的社会规则中,倘若某位商王突发奇想,要放弃传统的人祭宗教,就像郑州商城晚期曾经发生的一幕,那么,唯命是从的官僚体系是难以起到纠正作用的——它只能充当王的工具。幸运的是,郑州最发达的铸铜和制骨作坊都在城外,它们所代表的群体才是商人传统的保存者,并在内战中挫败了城内欲废人祭的“改革派”。商族传统精神离不开那些分散而自治的商人族邑,就像美国的白人精神离不开南方种植园的“红脖子”一样。
2023-11-10

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·谢拉赫认为,在“早期国家”或“复杂酋邦”阶段,社会开始变得更复杂,王权刚刚出现,统治者发现自己的统治体系还不够发达,急需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护权力,从而导致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的产生。”……本书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:理论层面,王的大量献祭(意味着他获得神的福佑)是王权融合神权的标志;现实层面,战争让本国族的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,从而更巩固了王的权力。
对于吉迪的论述,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背景:“早期国家”之前的部落甚至村落阶段,人祭行为已经广泛存在,原始时代的宗教(或者称之为“巫术”)并不缺乏人祭理念。……这有吉迪总结的“统治者希望获得牢固统治基础”的因素,但似乎战争本身是形成“早期国家”的主要原因,人祭则更像是战争的副产品。
2023-11-09

另外,商人的人祭宗教也和他们的复杂来源有关。灭夏初期,来自多个文化的人群融合成新兴的“王朝商族”,因此,他们需要构建一种维系自我认同的宗教文化,而用人献祭是最为明晰和便捷的方式:借此区分执行献祭的“我们”(商族人)和用来献祭的“他们”(非商族群),由此,商族人获得了独一无二的优越感。换句话说,他们用“野蛮”的异族人敬献诸神和先祖,祈求天界的福佑,从而获得君临大地和统治列族的权柄。
2023-11-09

中国的铜矿蕴藏较少,青铜器物很难真正普及千家万户,而青铜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最重要意义,恰恰在于它数量少,价值高:青铜礼器显示阶级差别秩序,而青铜兵器戈、钺和对木石兵器有压倒性优势,王权借此获得武力保障。这是“文明”或者“复杂社会”维持稳定、避免解体的基础。
对比之下,石器时代的古国王权,并没有凌驾于民众阶层之上的武装优势,统治者可以用玉礼器表现自己的高贵奢华,但玉兵器的战斗力并不能超越石兵器。当良渚、陶寺和石峁这些石器古国走向繁荣时,急剧加深的贫富差距会导致底层民众揭竿而起,统治阶层和初具规模的复杂社会也就毁于一旦
2023-11-05

传说是经过诸多流变、改造的历史记忆,其最初的“内核”会被层层包裹,甚至改头换面,难以识别。
2023-11-05

不过,简单的分类和归纳注定不足以涵盖复杂的社会现象,任何“规律”都会存在例外。
2023-11-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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