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欣赏的标准是“对事不对人”,类似“不因人废言,不因言举人”,或者“观其言察其行”,即使我不同意一个人的观点,也不会因此得出他这个人不行。这种立场,是有益于学术讨论的,也就是说,它的目的是“接近真相,去伪存真”。

在不同的情况下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标准。这一点我是认同的。所以,在学术讨论之外,在目的不是“接近真相,去伪存真”的时候,“对事不对人”这种做法就未必适用。

熊逸在《资治通鉴熊逸版》里就说:

政治斗争的策略……必须顺应人性,把人和事混在一起。

经过……最终定性……凡是同情(某个观点)的人,不仅在政治上是错误的,而且在智力上是可疑的,在见识上是可笑的,在道德上是可耻的。

《资治通鉴熊逸版》814页

也就是说,以“事”作为起点和不可反驳的证据,将人抹杀,只要“事”不被推翻(比如换到你的阵营、同意你的观点、采取你的立场,基本上就是跪下认错重新做人),那他的观点就不足采信,且人格有不可反驳的缺陷。

熊逸给出的理由是:

之所以形成这种认知模式,是因为我们作为群居动物,在亿万年的进化史上,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问题永远都是生死攸关的同等大事。人要想幸存下来,必须有能力高效解决人际关系问题,迅速界定群体边界,既给自己定位,也给别人定位,那么“对人不对事”显然要比“对事不对人”高效很多。甚至可以说,“事”对于我们的生存,远不如“人”来得重要。

《资治通鉴熊逸版》814页

“对人不对事”就成了“拉一打一”的技巧,把“你”变成“我们”,并且突出“他”不是“我们”。鉴于对“事”的鉴别和分析有很高的难度,首先,对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有较高门槛(能够接受和理解来自不同信源的信息),其次,对一个人的心智情绪成熟度有较高要求(能够理智地辨别不同信息的真伪),第三,对一个人的逻辑思维有较高要求(能够以严谨的逻辑从信息中推理归纳结论),因此,“对事不对人”是效率很低且无法引起强烈共鸣的策略,也就不能在第一时间引起“我们”的认同归属感,和对“他”的一致对外。

鉴于政治斗争的目的就是借助集体的“我们”消灭异己的“他”,“对人不对事”是明显更加高效的解。

很有意思的是,前几天在看The Duran的直播时,就有一个很鲜活的例子:

有个观众留言是:

These guys are usually good. But this one is clearly pro-Russian and reeks of European elitism. Disappointing.

这就是非常明显的对人不对事了,首先,These guys are usually good,表示我知道他们的观点。其次,直接给对方贴标签,第一个标签是pro-Russian,第二个标签是European elitism。为什么要贴这两个标签呢?他不会跟你分析理由,因为他一旦开始分析理由,就会暴露自己“对人不对事”的本质,因为他的理由是“我不是pro-Russian的,所以pro-Russian是错的;我不是European elite,所以European elitism是错的”。所以,这个结论以立场为评判标准,但事实是,pro-Russian可能是pro-fact,European elitism可能是realism/rationalism。第三,Disappointing,那就是直接判刑了嘛,我跟他们不一样,他们不是我这样的(好)人,不可信。

那么,面对这样的人到底该怎么办呢?

我觉得The Duran节目里的几位,采取的是最好的办法,一笑了之。

但他们可以这样,是因为他们和这个观众没有现实利益纠葛。至于真正有现实利益纠葛的双方,可能就是另一番光景和办法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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