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欣赏的标准是“对事不对人”，类似“不因人废言，不因言举人”，或者“观其言察其行”，即使我不同意一个人的观点，也不会因此得出他这个人不行。这种立场，是有益于学术讨论的，也就是说，它的目的是“接近真相，去伪存真”。

在不同的情况下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标准。这一点我是认同的。所以，在学术讨论之外，在目的不是“接近真相，去伪存真”的时候，“对事不对人”这种做法就未必适用。

熊逸在《资治通鉴熊逸版》里就说：

政治斗争的策略……必须顺应人性，把人和事混在一起。

经过……最终定性……凡是同情（某个观点）的人，不仅在政治上是错误的，而且在智力上是可疑的，在见识上是可笑的，在道德上是可耻的。

《资治通鉴熊逸版》814页

也就是说，以“事”作为起点和不可反驳的证据，将人抹杀，只要“事”不被推翻（比如换到你的阵营、同意你的观点、采取你的立场，基本上就是跪下认错重新做人），那他的观点就不足采信，且人格有不可反驳的缺陷。

熊逸给出的理由是：

之所以形成这种认知模式，是因为我们作为群居动物，在亿万年的进化史上，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问题永远都是生死攸关的同等大事。人要想幸存下来，必须有能力高效解决人际关系问题，迅速界定群体边界，既给自己定位，也给别人定位，那么“对人不对事”显然要比“对事不对人”高效很多。甚至可以说，“事”对于我们的生存，远不如“人”来得重要。

《资治通鉴熊逸版》814页

“对人不对事”就成了“拉一打一”的技巧，把“你”变成“我们”，并且突出“他”不是“我们”。鉴于对“事”的鉴别和分析有很高的难度，首先，对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有较高门槛（能够接受和理解来自不同信源的信息），其次，对一个人的心智情绪成熟度有较高要求（能够理智地辨别不同信息的真伪），第三，对一个人的逻辑思维有较高要求（能够以严谨的逻辑从信息中推理归纳结论），因此，“对事不对人”是效率很低且无法引起强烈共鸣的策略，也就不能在第一时间引起“我们”的认同归属感，和对“他”的一致对外。

鉴于政治斗争的目的就是借助集体的“我们”消灭异己的“他”，“对人不对事”是明显更加高效的解。

很有意思的是，前几天在看The Duran的直播时，就有一个很鲜活的例子：

有个观众留言是：

These guys are usually good. But this one is clearly pro-Russian and reeks of European elitism. Disappointing.

这就是非常明显的对人不对事了，首先，These guys are usually good，表示我知道他们的观点。其次，直接给对方贴标签，第一个标签是pro-Russian，第二个标签是European elitism。为什么要贴这两个标签呢？他不会跟你分析理由，因为他一旦开始分析理由，就会暴露自己“对人不对事”的本质，因为他的理由是“我不是pro-Russian的，所以pro-Russian是错的；我不是European elite，所以European elitism是错的”。所以，这个结论以立场为评判标准，但事实是，pro-Russian可能是pro-fact，European elitism可能是realism/rationalism。第三，Disappointing，那就是直接判刑了嘛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不是我这样的（好）人，不可信。

那么，面对这样的人到底该怎么办呢？

我觉得The Duran节目里的几位，采取的是最好的办法，一笑了之。

但他们可以这样，是因为他们和这个观众没有现实利益纠葛。至于真正有现实利益纠葛的双方，可能就是另一番光景和办法了。